作者简介: 何叶，王飞同志的夫人。1938年赴延安，同年入党，曾任军委三局报务员、新华社中文译电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新闻总署、中宣部干部处科长，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政办室副主任、拉美部副主任等职务，1985年离休。
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。作为一个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，抚今追昔，我十分怀念延安生活，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我是1938年8月到的延安，1947年3月从延安撤退，在延安生活了近9年。我的青春年华是在延安度过的。要说延安生活，说不苦不是老实话，但回忆起来，当时我一点也不觉得苦，并且在精神方面感到很愉快。
步行800里奔向延安
抗战前，我在家乡河南叶县的县中学师范班读书。1938年6月，正值毕业前夕，日寇逼近了我的家乡。日本飞机几乎天天来骚扰，我们已经无法上课，只好提前毕业了。由于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，我和其他两位要好的女同学由一位李老师带领，一起奔赴延安。到了西安，八路军办事处分配我们先去安吴青训班学习。
我在陕北学习、工作过四个单位：安吴青训班、抗大、通讯学校、新华社。后三个单位在吃穿用方面，可以说差不多都一个样，但安吴青训班却是个例外。安吴堡靠近西安，抗战初期供应很好，全吃大米、白面，还顿顿大肥肉，但我们却享受不了。那里水是咸的，因为水土不服，我们个个拉肚子。那时刚离家，身上还有点钱，我就时不时买点醪糟充饥，因为它不是用咸水做的。
在青训班要说苦，主要是在住的方面。我们住在大庙里面，睡地铺，大通铺上铺的都是稻草。
课是在古木参天的柏树林里上的，学员们有的席地而坐，有的坐在石头上，膝盖是天然的桌子，纸笔自备。教员是胡乔木、冯文彬等，主要讲游击战、持久战的战略战术等军事方面的知识。
在那里学习一个月就毕业了，学员们有的上了前方，有的吃不了苦回家了。我们三个女同学被分配去延安，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去梦寐以求的延安！这真让我们喜出望外，欢呼雀跃。
到延安有800里路，完全靠两只脚一步步量。我们整支队伍大概有百十号人，共走了11天。当看到宝塔山的时候，大家都高兴地跳起来欢呼：我们胜利了！终于到延安了！从来没有出过远门，一下子走了800里，我心里感到十分自豪。
艰苦而愉快的生活
延安抗大的学员队伍几经调整。我在抗大的时间不算长，但先在二大队，不久又到四大队。当时抗日军兴，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，纷纷奔赴延安。为组织好大批蜂拥而至的女学生的学习，抗大专门成立了女生队。这样，我又到了新成立的女生队，番号为八大队二队，这才稳定下来。
在抗大，我加入了共产党，这在我生命史上是一个大的转折。那时为了搞统一战线，党在抗大也是不公开的，入党宣誓仪式搞得很神秘。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我被领到一个山上的窑洞里宣誓。在摇曳的小麻油灯光里，我第一次看到了马恩列斯的头像。事隔七十多年，誓言已经无法全部记清，好像有七八条，但最后一句“保守党的秘密，永不叛党”，我至今铭记在心。
在抗大上课也是在露天，每人一个树桩。上的主要也是军事课，还练习打靶，搞军事演习，完全是军事化、正规化。当时像我这样的十七八岁女学生，对此还真有点怵头：打靶拿不动枪，也瞄不准。夜里一声哨响，就必须马上起来，摸黑把背包打好，背到山下紧急集合。那狼狈相就别提了，什么洋相都有，有的甚至滚下山来受了伤。还要夜行军，静悄悄的，每个人大气都不敢出，都以为敌人当真来了，怕暴露目标。直到到了目的地，领导宣布演习结束，大家才长出了一口气。假戏真做，太像了，把我们都搞糊涂了。
延安地处黄土高原，缺水，没有水井，老乡和我们都吃延河水。据说有的老百姓一辈子只洗两次澡，一次是出生后，一次是死后。每天早上我们起床后，每班留一个人整理内务，其余的人列队到延河洗脸。大家边走边唱，一点也不觉得苦，还感到怪好玩的。我们洗澡、洗衣服，也都是在延河。
吃饭一律是小米饭、干白菜、萝卜条，白水煮煮放点盐，根本看不到油星。据说小米最养人，但我们吃的小米有的都发霉、发绿了，嚼起来满嘴沙子咯吱咯吱响。但大家也不觉得苦。可能是饿的关系，吃什么都香。
睡的是凉炕，当时哪有那么多柴禾烧炕啊？一个班挤在一个炕上，想翻个身都困难。
1938年底，日军轰炸延安。当天是周日，许多进城的同志都牺牲了。我们队里也牺牲了一位同志，遗体找不到了，只找到一只红手套。我们为她的遗物守灵三天。
为防止再受损失，中央决定疏散。抗大女生队的同学有的去了前方，有的进了卫生学校。我历史清楚，又是党员，被分到军委三局通讯学校学习。三局是我党我军的保密机要部门。通讯学校先在富县，后因那里是国统区不安全，很快又搬到保安县排庄三局所在地。我们在那里天天学习抄报、发报，我还当了班长。在那里学到1939年底毕业，睡的也是地铺，吃的也是小米、干菜，和抗大一样。
在抗大也好，在通校也好，每月每人发津贴一元边币。别看只有一元，也根本花不了，因为附近摊贩很少，更没有商店。在通校附近，只有一个卖烧饼的老汉，五分钱一个烧饼。馋的时候买个烧饼吃，就算改善生活了。抗大附近有一个小饭馆，卖简单的小炒，菜名还很讲“政治”，比如“国共合作”（炖豆腐猪血）、“统一战线”（大杂烩）等等。这些新菜名如不加注解，还真让人莫测高深。饭馆里猪肉很少，主要是野鸡肉，也很好吃。
大生产让我家成了“富农”
在军委三局当了一段报务员后，1942年我和老伴先后调到新华社，我担任中文译电员。新华社是新闻单位，军事化不搞了，生活安定了一点。婚后以小家庭为单位生活，也更感到过得有滋有味，更感不到苦。
要说艰苦也有一点：我们住在清凉山上，以山为家，很少下山，吃饭、喝水都要请人往山上挑。与抗大、通校不同的地方是，新华社住的是窑洞，睡的是木棍支起来的木板床，不睡地下了，也不是大通铺了。但吃的还是小米、干萝卜条、干白菜，看不到青菜、豆腐。广阔天地就是大食堂，十个人一盆菜，主食不限制，菜一人最多一勺。有所改善的就是一周可以吃到两次白面馍、一次肉。一到吃馒头的时候，大家都拼命塞，那时我一顿竟然能吃四五个大馒头，现在说起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。
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，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，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。组织上给每个人都规定了生产任务：有上山开荒种地的，有纺棉线的，有捻羊毛的，有糊火柴盒的，等等。
我性子急，纺线捻羊毛都干不好，还弄得一肚子气，我就糊火柴盒。我老伴出身贫苦，从小放牛，开展大生产，种粮种菜没的说，是个生产好手。我们边工作，边生产，在窑洞门前种西红柿，山顶上种玉米、南瓜、白菜、大葱，还养鸡。加上两个孩子有米面供应，我们家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，吃不了还可以支援别人，被同志们戏称为“富农”。
延安当地老百姓有个习惯：杀猪不吃内脏。这些就成了我们的美味。我老伴很能干，不怕脏不怕累，也会做。捡来猪肺、猪大肠后，猪肺用水灌得白白的，把脏东西挑出来，猪大肠翻过来，用盐、碱洗干净，然后把它们切成丝，拌上炒面一起蒸，那个香味，无法形容。
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夜班多。夜班发夜餐费，我们就烙羊油饼：野地里挖个灶洞，把平底大铁锅支起来，拣点枯枝败草当柴禾。烙出来的饼真叫香，没有哪个人嫌羊油膻，没有哪个人不吃。
那时，我们的衣服是这样供应的：棉衣三年一套、单衣一年一套。有的单身王老五不会拆洗，棉衣都露着棉花。我会缝缝补补，我和老伴的衣服虽然旧，但一直保持得干干净净。
遗憾的是，许多劳动果实我们没有来得及享受。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，新华社撤退，东渡黄河。不少东西带不走，只能就地坚壁清野了，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可惜。
三不误
在延安我肩负三项任务：要工作、要生产、还要带孩子，说不累是假话。我和老伴，同样都是三项任务，但当妈的和当爸的大大不同，我要多付出心血，多付出劳动。
说实话，我能坚持工作，没有当家庭妇女，我的工作性质也帮了我的忙。无论做无线电报务员也好，做中文译电员也好，主要都是在夜间工作。有的电文如果时间性不强，白天晚上都可以译。
许多同志都看过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。电影中的男主人公李侠，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英雄报务员。我也是报务员，但李侠是在敌占区工作，既艰苦又危险；我在延安，比起前方的同行，条件要好多了。我们都是晚上通讯联络，只知道对方呼号，对方在哪里、是什么人？属于机密，我们不知道，也不打听。当时延安的无线电设备既落后，又陈旧，加之信号弱、干扰大，军情如火，军令如山，收发报可不是件容易事。收报时，都是两个人同时抄收，但有时还有错漏。译电的同志面对这样的“天书”，只能连翻带猜。发报时如果不熟练，对方知道你是新手，会马上要求Change hand(换手)，有时还不客气地连发几个“99”，意思是让你滚蛋。我好像还没有遇到过这么不客气的同行。
当时延安的同志们真是亲如一家。生大儿子时，我在三局六分队通报台工作。当时夜班工作时间不长，每天差不多两个小时。我上班前，就把大儿子抱到男同事那里，让他们带我的孩子睡觉。大儿子小时候胖乎乎的，外号叫“小罗斯福”，大家都喜欢他，白天黑夜抢着抱他。这样，我就可以腾出手来做点缝缝补补的家务或上夜班。
我老伴能在同一时间里干三样活：坐在小马扎上，把孩子搂在怀里，一面纺线，一面看书。学习、生产、带孩子三不误。到了新华社，老伴也上夜班，他帮不了我的忙，我只好把孩子哄睡了再去上班。办公室不远，就隔两个窑洞，但听不到孩子的动静。一天夜里，我回去给老二喂奶，也没点灯，一摸他的头上湿漉漉的，仔细一看，原来他的头顶被老鼠咬破了。孩子哭了多长时间，我也不知道，哭累了，他又睡着了。陕北的老鼠个又大，胆子又大，它们不怕人，人怕它。白天它们也在人前窜来窜去，旁若无人。我们为什么怕它？是拿它没办法，没法治它。无论东西放在哪儿，就是吊在梁上，它们也能爬上去，只有让它们横行霸道。
延安时期，组织上很重视对革命第二代的培养教育。当时实行供给制，虽然很困难，公家还是规定生一个小孩，发一丈二尺（一尺面宽）白土布、30个鸡蛋、10斤白面、2斤红糖。我两个孩子，供给的东西不少，孩子吃不了，我们可以揩孩子点油，如白面等。
在哺育孩子方面，我自认为是个合格的母亲。我们大人公家发衣服、鞋袜，但孩子的穿着只有靠妈妈自力更生了。这难不倒我：孩子的衣服我自己裁、自己缝。我把孩子们打扮得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。
衣服也好，鞋子也好，我总想法子将它们点缀一下，弄出点花样。孩子们穿的鞋子都是我亲手做的，剪鞋样、粘布壳、捻麻线、纳鞋底等等，都是我一手操作。我给老伴做的五眼鞋，穿上和买的一样。我自己的鞋更是如此，即使是草鞋，我也要编出花样，穿上后，同志们都夸我的脚是“漂亮脚”。
说起来这些都是小事，但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中，你不千方百计，怎么能改善生活呢？
要说延安生活艰苦，看你和谁比。不管苦不苦，我们的心情是愉快的，照样工作、生产、生儿育女三不误，孩子照样茁壮成长。我们的革命信心、革命意志从来不曾动摇过，反而越来越坚定了。